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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邓世昌于甲午一战壮烈殉国,名垂宇内,然而除了壮烈牺牲的经过,有关邓壮节公生平的可靠记载仍不够详瞻。本文将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邓世昌遗事:1891年率“致远”“靖远”舰为访华的俄国皇太子护航,1893年率领三舰访问日本长崎,光绪御赐邓母匾额是“教忠资训”而非“训子有方”,1898年邓氏宗祠原有门联写的是什么。

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邓世昌与致远舰同袍合影

两次执行任务

光绪十三年(1887),邓世昌奉命带领海军官兵400多人,乘坐招商局“图南”轮船前往英国,接驾新下水的致远、靖远、来远、经远四艘军舰回国,由北洋水师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任总指挥,邓世昌担任致远“管驾”(舰长),驻英使馆随员余思诒以文官身份负责“护送”,随后写成《楼船日记》一书。在一百多天的接舰航程中,余思诒与邓世昌均驻扎在“致远”舰,登岸时也时常一起活动,得以近距离观察邓世昌统率指挥致远舰的各种演练过程,以及他的为人处世之道。

邓世昌熟悉海军各种操作规程,有着丰富的航行经验,多次镇定自若地指挥“致远”舰排险,处理机件损坏。在从新加坡出发的一段航程,由于没有按海图路线走,邓世昌一夜没有合眼,一直指挥、监控着整个过程。

邓世昌高度的爱国心,不仅在体现在甲午年的薄敌陷阵,而是在平时的工作中时时处处表现出来。八月初四日,舰队停靠在地中海入海口的直布罗陀(英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去的殖民地),有8个流落西班牙的广东华工前来求援,叙述在西班牙被人欺骗的苦况,希望搭顺风船回国。邓世昌在查验了他们的证件后,立即找到当地的英国警官,了解清楚情况,第二天把其中两人接上船,并安排他们在船上做杂工。

世界海军通例“凡水师登岸,行必成列,立必整齐。水勇遇各国水师官,皆摘帽傍立候过。”邓世昌从英国、地中海各港到亚丁、锡兰(斯里兰卡),都受到礼遇,只有埃及礼貌稍逊。当舰队抵达新加坡时,邓世昌与同僚登岸,沿途有数十个外国水勇列队而行,见到四个中国舰长,竟然不按惯例避让路脱帽致敬。邓世昌立即大声加以斥责,教育他们让路行礼等候舰长们走过。(余思诒:《楼船日记》,第105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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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楼船日记》封面

光绪十七年(1891),俄国皇储(即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)访问中国。3月24日,邓世昌受命率领“致远”、“靖远”二舰提前抵达香港,为迎接护送事宜作准备。4月4日,俄国皇太子乘坐“亚速号”抵港,第二天一早换乘招商局“江宽”号舰前往广州访问。4月10日,皇太子再次从香港出发,由邓世昌率领两艘中国军舰护送,12日抵达马祖,14日到花鸟岛。15日,邓世昌率“致远”先行,在吴淞炮台迎接,“靖远”则紧紧跟随着皇储座船。4月18日,俄皇储在上海换乘浅水船上溯武汉,邓世昌顺利完成了“随护”任务。(安徽版《李鸿章全集》第23册第168-170页)

随行的俄国公爵、李鸿章老朋友乌赫托姆斯基写道:“香港总督和英军司令迪格比·巴克少将前来‘亚速号’拜访。此外,还来了两艘炮艇的船长(身着民族服装),他们是从北方(李鸿章的舰队)派来为尊贵客人护航的。”“中国军舰上的船员选拔自生长在岛上或大陆海岸边的水手,乃是上等人才。不幸的是,整个帝国没有专门的海军衙门,力量分散在四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总督手上,指挥官都不了解欧洲战略和当代科技。”(《19世纪俄国人笔下的广州》第196页)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,船队遇到大雾,“有一点让人很吃惊,两艘中国护航舰一分钟也没有落后于我们,它们设法不鸣笛航行,偶尔陷入滩上急浪中,然而仍然坚持执行李鸿章的命令。”(同书第241页)在俄国船只受浓雾影响被迫打散队形的情况下,邓世昌能让“致远”“靖远”紧紧跟随皇太子座船,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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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国皇太子游览广州华林寺

1893年再访长崎

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(1893年3月11日),邓世昌率“致远”、“超勇”、“扬威”三舰访问日本长崎,此事在各种清末海军史著作中都没有叙述,各种邓世昌传记也都失载。冯青在《中国近代海军与日本》一书中,专门有一节是“北洋舰队访日与日本的应对”,写了1886年第一次访日与长崎事件、1891年第二次访日、1892年第三次访日,唯独没有谈到1893年邓世昌访日。

1886年的北洋舰队首次访日时,发生了长崎事件。水师提督丁汝昌最初的打算只是单纯的入坞修理与补充燃料,孰料发生中国水兵与长崎巡警之间的恶性冲突,1名中国海军军官、7名水兵死亡,约80人受伤,发展为重大外交事件。日方实际认为清廷此举是一种“威慑”行动,由此加速了对华备战的步伐。有论者认为,北洋舰队的几次访日,给了日方了解中国海军实力以可乘之机,刺激了日本朝野对华的仇视心理,也让日方得以详细了解北洋水师的实力,是不明智的行为。

丁汝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1893年初,他仍然派邓世昌率3舰在海面巡逻时到长崎加煤。3月10日,《申报》提前得到消息,报道称:“长崎理事署及采办军煤之荣昌号,接得北洋水师营来信,悉邓正卿军门将率致远、超武(勇)、扬威三兵船东游扶桑之国。”

3月22日,《申报》以“日东耀武”为题,写下了详细的回顾报道:

3月11日下午4点,北洋水师致远、超勇、扬威三舰自上海抵达长崎,只听得炮声如雷霆,中外人士都涌到港口眺望,但见致远舰高悬“副统领”旗帜,进港时兼挂日本国徽,鸣炮21响致敬,日本军舰“海门”舰升旗、燃炮作答礼。片刻,中国驻长崎领事(当时称“理事”)张桐华登舰拜会邓世昌,畅谈一小时而别,鸣炮7响相送。5:30分,邓世昌偕同超勇管带黄建勋、扬威管带林履中,穿戴官服,前往理事署回拜,张桐华以茶点招待,询问行程,邓世昌回答说,此次在长崎停留一礼拜,3月19日须动身前往高丽,没有时间访问神户、横滨。谈话完毕,3人回船。第二天,经办加煤的荣昌号东主,在“大鹤楼”宴请邓世昌。午后,邓世昌等偕同理事署翻译王某,前往长崎县署拜会代理知县中村,宾主均用英语交谈。13日上午,中村登船回拜,送客时鸣炮7响。14日晚,理事署宴请于三江会所。

此次访日,距离甲午大战一年半,致远等三舰再次送上门来,给了日方又一次观察中国战力的一个机会。《申报》“日东耀武”标题,体现了当时社会妄自尊大的虚骄之气,举国上下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毫无察觉。“致远”为何一定要从上海到长崎加煤,是否属于当时北洋水师的惯常“动作”,这个专业问题,尚需留待海军史专家解读。

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致远舰(引自陈悦文章)

邓世昌两次前往欧洲接舰,多次往返日本,自身又勤于学习,善于观察,他对世界各国包括日本海军的实力、训练情况有着深入的了解。他心里非常明白北洋水师几斤几两,一直显得忧心忡忡。甲午年春,他短暂回到老家广州,在与新会进士谭国恩叙谈时,“戚然谓无事则已,海军罔济。”(谭国恩:《写趣轩续稿》卷一)他知道一旦开战,北洋水师打不过真正的强敌。可以想象,当中日战争爆发时,他早就抱定与敌拼命的决心。

谭国恩还写到,公馀之暇,邓世昌喜欢临池作书,收藏图书甚富,这跟他后人的回忆完全吻合。此次故乡把晤,邓世昌还请谭国恩为规划中的邓氏宗祠内“绎思堂”题写匾额。

当“致远”舰即将沉没时,谭国恩之子谭学衡也在北洋当差,驾轮向前救援,被敌舰所阻而未果。谭学衡1885年就读于广东水陆师学堂第一期驾驶班,毕业后留学英国,在北洋海军服役。他是甲午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。这一批幸存者叶祖珪、萨镇冰、谭学衡、程璧光、刘冠雄等人,日后都成了清末民初海军的主要领导人。1896年,中国向英国订购“海天”“海圻”两艘巡洋舰,派程璧光、林国祥、谭学衡等前往监造。1897年,这个团队负责驾驶两艘军舰回国。1905年,因管理安徽武备学堂成绩突出,被提拔到海军处副使,随后出任海军副大臣。辛亥年袁世凯复出时,命谭学衡代理海军大臣,随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以内阁阁员身份副署,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。

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代理海军大臣谭学衡

著名挽联高邕撰书

邓世昌于1984年9月17日殉国,清廷隆重赐恤,到乙未十二月十四日(1896年1月28日)在广州光孝寺设灵开弔,“官吏绅士,无论平日识与不识,均具生刍一束,叩奠灵前。寺中房屋虽多,几至无容足之地。挽联祭轴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。”(1896年2月8日《申报》)其中最著名的挽联“此日漫挥天下泪,有公足壮海军威”,一直被误传是光绪帝御赐。陈明福在《海疆英魂》依据邓世昌曾孙女邓立英保存的老照片,指出是高邕撰书,但并未能有效消除误传,至今仍有。陈明福在书中写道:

邓世昌的曾孙女邓立英保存着一张世人未见过的邓世昌照片。照片上的邓世昌头戴瓜皮小帽,身穿便服,坐在藤椅上,态度安详。相片上端正中题有“邓壮节公像”,左右题有对联:“此日漫挥天下泪,有公足壮海军威”,下联旁书小字“光绪乙未高邕”,下有两个印记,已模糊难辨。(陈明福:《海疆英魂》第377页)

由此可知,流传于世的邓世昌题联遗像,最右边“光绪乙未高邕”字样及两处钤印被剪掉了。笔者查到当年香港《华字日报》报道,为陈明福的结论提供了有力佐证。

1896年1月30日《华字日报》为纪念邓世昌,特地将各方致祭的挽联刊登出来,顺序是“XXX云”,跟着挽联正文。这批挽联当中,有一首是“水利局云:此日漫挥天下泪,有公足壮海军威”。当时广东尚未有水利局这样的机构,该联应该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同人敬献。1898年8月16日《申报》报道:“南市水利局帮办高邕之司马,现经江海关道札饬帮办会丈局务,所遗水利局帮办一差,刻下尚未委人。”《申报》、《华字日报》与陈明福所亲见照片,这三者构成完整的证据链,证明这副名联确实是上海南市水利局帮办高邕撰书。高邕(1850-1921),字邕之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清末民初上海著名书法家。

后来,笔者从邓辉粦老师转发的某藏家藏品中见到这张未经修剪的照片,可见到“邓壮节公像”左侧有“高邕”署名并用印,对联左侧另有“光绪乙亥高邕”落款。至此,问题彻底解决,挽联“此日漫挥天下泪,有公足壮海军威”可确定是高邕撰书,与光绪帝完全无关。

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高邕题联之邓世昌像,邓辉粦供图

御赐匾额“教忠资训”

1897年9月,邓世昌母亲郭太夫人因病仙逝于上海,9月10日举丧,灵柩暂厝广肇山庄,仪式极为隆重。《申报》记者不惜笔墨,详加论列,为免失真,将原文略加标点如下:

其前导除冲风、湾号、马执事、马吹打外,则有“肃静回避”“提督衔广东水师营副将赏戴花翎予谥壮节三代一品封典”等衔牌二十余对,又有“乐善好施”黄匾一方,继之以制造总局所送之西乐一班,后随炮队营兵丁一队,各负刀叉、洋枪等件,后又有督标奇兵营健儿一营,荷戈执戟,殊壮观瞻,间以祭亭、猪羊亭、香亭、容亭等十余座,中杂清音,后随僧道,每一人张以逍遥伞一顶,有八人各穿花衣,随路吹弹丝竹,又有比丘尼八人执幡相送,后即銮架,又有“奉天诰命”等黄牌两对,诰命亭一座,继以西乐一班,顶马一匹,对马八匹,魂轿一乘,由子侄辈扶之而行,灵柩则用大红縀全金蟒绣材罩,以十六人舁之而行,前有孝帏,后有护卫。至执绋相送者,亲属外,同乡之人与壮节公之有谊者不下数十余人,沿途驻足而观,人山人海,殊为非常拥挤云。(1897年9月11日《申报》报道“寿母殡仪”)

10月3日,《申报》又报道了光绪帝赏赐牌匾给邓母的消息,巡行仪式十分隆重。10月2日,邓世昌长子邓浩洪恭备香案跪迎牌匾,10月2日“升入黄亭,游行各处,前导除旗锣伞扇外,有衔牌十余对,如‘予谥壮节’‘特旨旌奖’‘诰封一品夫人’‘晋封一品太夫人’之类,继以銮驾全副、鼓乐两部,及刽子军、健香亭、诰命亭,材官八人持刀簇拥,由慎余里公馆过垃圾桥,绕道大马路、四马路然后折回。”由此可知,邓世昌母亲及长子因家族生意关系,定居于上海老垃圾桥边、苏州河北岸的慎余里。

长期以来,人们都说光绪帝给邓母所赐匾额是“教子有方”,这是又一个大误会。《德宗景皇帝实录》光绪二十三年八月辛巳条记载:“谕内阁。礼部奏,遵议御史潘庆澜奏请将已故总兵之母旌奖一折。已故总兵邓世昌,恪遵母训,移孝作忠,力战捐躯,死事最烈。伊母郭氏训子有方,深明大义,着赏御书扁额一方。交谭锺麟等转给祗领以示旌奖。寻颁扁额曰‘教忠资训’。”光绪帝这个表彰行动,分成下令、实施两个环节,第一个环节是下达决定,第二个环节是由南书房翰林具体书写,实际写的是“教忠资训”。皇帝表彰郭太夫人的上谕里面有“训子有方”四字,或者因此而引起误会。

邓世昌殉国后,光绪帝还下令在原籍广州赐祭,由广州知府主祭,1898年1月15日《香港华字日报》专门作了报道:“吾粤番禺邓壮节公蒙恩予谥、宣付史馆、赐祭一坛,褒忠盛典,至优极渥。月之二十一日,由广州府州太尊排列仪仗,恭赍敕书,用‘德泰’轮船渡河前往龙珠里公之专祠致祭,其公子浩洪门外跪迎。迨至礼成,太守驾返,公子亦叩送如仪。祠中高悬御赐公母郭太夫人‘教忠资训’匾额一方及京师大僚挽联多轴。”该报并录下邓氏宗祠两副对联。

柱联:

颁彝典而荐馨,谥以壮节嘉名,万代不忘沾帝泽;

拜国恩于诰命,锡以教忠资训,九泉深感颂皇恩。

门联:

圣泽播于南阳,拜手庭阶,穆穆皇皇,俨若天颜咫尺;

君恩承于北阙,对扬休命,雝雝肃肃,居然廊庙规模。

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香港华字日报

邓世昌遗事三探:曾为俄国皇太子护航,率领三舰访问长崎

邓氏宗祠

今邓世昌纪念馆(邓氏宗祠)原有匾额、对联均在“文革”中失去,《香港华字日报》的记载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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